我书房的名字叫思古楼，是我私塾先生陈微明老师给我起的，他给我写了一篇《思古楼记》，还配了《思古楼图》。
很有意思，这个《思古楼记》是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写的，里面的内容好像是对我未来人生的预测，而且预测里面的一些大的方面，在我以后实际走过的道路里得到了证实。
后来，陈老师在他的文集《双桐一桂轩续稿》中，收入并修订了这篇《思古楼记》，与题写在《思古楼图》上的文字略有不同，郑重在给我写的传记中，采用了《续稿》里的《思古楼记》：
丁亥（1947年）八月，吾友蔡君子玉谓余曰杜月笙之子维善仅十五龄，性醇谨，喜购置古书字画，欲求一师讲古文辞，吾已推荐君其勿辞。
月笙先生以义侠名天下，而颇敬重儒士，昔于李芳宸将军所见之，意其子亦必魁杰人也。
明日维善来执致关聘，循循有规矩，云彼于嵩山路赁屋三间，读书其中。余至其家，庭院甚广大，有辛夷二株，高出楼屋，花时可想见其盛也。
楼中庋经史子集四部，书无虑数千卷，皆今人所弃者。维善及其姊日从余听讲一小时，维善有李氏同居，必备佳食饷余，有敬师之诚。
一日请余名其楼，余以为维善喜读古人之书，与今世学子异好尚，架上所列未必能尽观也，然其意趣殊为可嘉矣。
尤不能不入学以蕲进取，安知其将来不能博学而成名乎。孟坚之赋有发思古之幽情语，即以思古名其楼，为书一横额张之壁间，吾望其发思古之幽情，于暇日取所藏经史读之，不徒为陈设示雅观而已。
今又请苍虬兄为绘思古楼图，欲余作记书其上，遂书此以勖之。
抗战胜利后，我们全家重新回到了上海，我请陈老师给我书房起个名字，陈老师就写了一篇很有桐城学派简约风格的《思古楼记》，还请他的哥哥陈苍虬画了一幅画。
陈苍虬是张勋复辟时的兵部侍郎，是个武将，但是画画得很好，现在没有人晓得陈苍虬，没有听说谁有他的画，只有我的思古楼图流传下来。
这幅图、文恰到好处，配合得很巧妙。这幅《思古楼图记》装裱好之后，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温哥华，我都会挂在我的书房里。
当时，陈苍虬恰好从北京到上海，我的庶母孟小冬请他们吃饭，席间陈老师还表演了一套陈氏拳法助兴。
陈老师打太极拳很出名，国内出过他的一本书，关于太极拳，不知道是不是与陈式太极拳有关系。
陈老师写好《思古楼记》，我就是把它当做读一篇文章一样，因为那个时候看，不晓得后来的事情，这篇文章的学问很大了！
不是说遣词造句的学问，而是对人的观察预测。
陈老师写思古楼记是1947年，七十年多前写的，现在看来，他说的很多话，现在都对上了，老先生有他独到的眼光。
如果说我现在有点儿名气，不是因为有钱有势，也不是继承家风而成名，而是因为我的收藏、研究，可能就是陈老师说的“博学而成名乎”！
陈老先生是湖北人，我的另一个私塾先生蔡子玉也是湖北人，陈老师就是蔡子玉老师介绍来的。
蔡子玉先生教我写字，他跟我们家里是亲戚关系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亲戚。
陈老师吃素，有点侠客的味道，一次，陈老师和一个姓王的先生在北京吃饭，那位姓王的先生会一种特别的功夫。
在吃饭中间，王先生出去了一会儿，回来以后，手里拿着一张树叶包着一个熊掌，鲜血还在滴下来，王先生说他刚刚去了趟东北长白山的森林，打了一只熊，把熊掌拿回来了，很神奇的。
正好。在座有一位先生懂得树木植物，他后来说这种树叶只有东北的长白山有。
还有一次，我陪陈老师去拜访一位黄老先生，他的徒弟说师傅在睡觉呢，于是我们一直守在门口。
等黄老先生睡醒出来的时候，看到他走路一瘸一拐的，他说他去了趟黄山，在那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
可是，这位黄老先生一直在房间里睡觉，他在房间里睡觉，怎么去的黄山呢？
很神奇！陈老师就喜欢这些神奇的事情，他的扶箕也很神奇，我后面会讲到。
回过头来说我们读书的事儿。
我们在看书的时候，陈老师静坐在那里，眯着眼，好像是在睡觉，谁偷懒，他都看得到，就用戒尺打偷懒学生的手，陈老先生教了我们有一两年。
他的字写得很好，是学习董其昌的，文章简单明了，属于桐城派的风格。
他教我古文，让我读《史记》，也读《归有光文集》，归有光是桐城派的鼻祖。
陈老师的文章写得很好，他的学生弟子们集资出了本集子《双桐一桂轩续稿》，是他自己文章的汇集，我和二姐都出了钱的，我们是他的学生！
陈苍虬的画也是学习董其昌的，他们当时在上海住在一道。
“思古楼”这个名字我很喜欢，我一生在各处居住的书房，都用“思古楼”这个名字，我还刻有一枚“思古楼藏钱”图章，用于钱币的收藏。
我小的时候，就喜欢经史子集的老书，在上海的时候，父亲奖励给我一套《四部丛刊》，就摆在我书房的书架上，《思古楼记》里面也写到了。
我书架上有很多经典书籍，还有一些很珍贵的古籍善本，不过这些书解放后都遗散了，有些可能拿到了上海图书馆。
我的书有几本盖了人名章，盖的是“慕潜”章。那个时候，我父亲的学生有人常常送书，有一部书，我印象最深，是大开本的线装书，一函宋版的《武经七书》，鬼谷子、孙子、尉僚子等七个人，那部书做得非常考究，我记得里面印有很多图章，应该是收藏家的图章。
抗战的时候，我们逃往重庆，家里的书太多，当时都没有带走。
我那个时候就有个习惯，欢喜买书，而且买老书，常常去福州路旧书店，这个习惯跟我的私塾先生和家里来往的朋友有关。
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家会有像蔡子玉那样的老先生们常常来，他们有些是我母亲方面的朋友，有些是我父亲的朋友，有些是我庶母孟小冬的朋友，这些人中大多数是遗老，包括蔡子玉、陈苍虬。
这些老先生都是很有学问的人，还有位陈病树，湖北人，他总是和陈老先生在一起，都是要好的朋友，他总是教训我。
这些人，现在知道的都很少。我母亲的朋友中也有一些遗老，我是在年轻时唱戏认识他们的，有几位贝勒爷，他们喜欢听我母亲唱戏。
那时，母亲常常会到他们的府上去唱。所以，我的两位母亲和我父亲，交往的很多人中是遗老和有学问的人，我觉得我潜移默化地受到了他们的影响。
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谈笑皆鸿儒，往来无白丁！
现在，这些人都没有了，一个时代过去了。当时那些场景啊、人物啊，在我脑子里很清晰。
如果将来我有一个花园和小楼，我还会用思古楼的名字，再把这幅画和字刻在里面的墙壁上，思古楼记和思古楼画，我们就可以在那里聊天、思古幽情！
过去的私塾先生都很有学问，传道授业解惑，有三位老先生对我的影响比较大，即蔡子玉、陈微明和章士钊老先生。
私塾老师蔡子玉主要教我写字，正式的抓笔写字是他教的，他讲这个字写得好不好，要把它挂起来看，不是放在桌面上看，挂起来看，这个字瘫、还是不瘫，来判断字写得好与不好。
这个字写得不好，就站不住、就倒了。蔡老师还专门到著名的毛笔店，帮助我定制了毛笔，我一直使用。
陈微明老师除了教我文辞、古文，也会讲到宗教，还有做人，什么都讲。
对我影响最深的是章士钊先生，因为我跟章行老的时间最长。
抗战时，我们逃难到重庆，我在重庆待了两年，一直住在汪山，汪山的房子是个老房子，不是什么特别的房子，我父亲和行老住在一层，我们和章可住在二层。
两年多的时间，我与章行老和章夫人、章可一家住在一起，天天在一起，我常常给章行老研磨，练习写字。
章行老告诉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“永”字八笔怎么写法，让我临颜鲁公的《麻姑（山）仙坛记》，而这个《麻姑（山）仙坛记》帖子是清代大收藏家戴熙、戴文节旧藏的影印本，戴熙又称“南斋旧史”。
所以，我自称为“北斋旧史”，是与戴熙有关，这个事情我会在“金石情缘”里详细叙述。
我的字写好后，章行老看了后批改，他就讲，我写的字“型”已经很好了，现在缺的就是“神”。
所以，我认为，写字神是写不出来的，是读帖，看得多了，就能把神看出来、体会到了。
我还珍藏着几张我临的麻姑帖，行老给我的批改，有一张行老批改的文字是“大字较去年已大有进步，结体用笔俱臻上乘，锲而不舍，定能追踪南园，可喜之至”。
我到了香港继续习字，行老看见以后继续批改“成就已非谭三可及，前途何可限量”。
行老在这两幅批改文字中，提到的“南园”就是书法家陈南园，“谭三”就是谭延闿。
行老的话很多是鼓励鞭策我的，他告诉我，写字要靠中锋，中锋把握好了，字就写得很漂亮。
我喜欢写的字是草字头，比方讲，兰花的兰，繁体字“蘭”，草字头，很难写，但是能够写出很漂亮的字。
有一次，我突发奇想，在恍惚之间，就写了一个“梦”字，草字头。写完后，我仔细端详，觉得这个梦字写得很有当时的感觉。
后来，再写这个字，就没有了那个味道了，很奇怪的。
我也听说，上海古钱币收藏研究家，也是书法家朱卓鹏先生，有一次写了榜书“醉”，也是在似醉非醉的情况下写出来的，看着这个字就有醉的感觉。
他收藏研究新疆红钱很有成就，我在后面也会讲到他们父子。
章行老夫妇可能很喜欢我吧！行老给我起了个名字，叫“颢”，所以，我有另一个名字就是杜颢。
后来章行老又不喜欢，把“颢”字改成了“煜”字。可是我不喜欢“煜”，喜欢“颢”，也许与李煜有关吧，我有几个图章是“杜煜”。
我和章可很好，常常在一起玩。章可很喜欢画画，特别擅长临摹张大千的画作，几乎可以乱真，章可给杜家二楼太太画过一幅仿敦煌风格的“观音像”，模仿得非常像。
章行老一家与杜家是世交，后来章行老去世后时，章太太特别送给我一方行老常用的砚台，砚台上刻有“孤桐用砚”四个字，我一直珍藏着，随着我在不同的城市，始终摆放在我的书桌上。
1999年，在我六十六岁时，我专门写了跋，并请香港著名金石大家茅大容先生篆刻在砚台侧面，作为纪念，跋曰：
“章夫人赠余行严世伯常用之砚，今已二十四载矣，戊寅秋杜维善记时年六十有六。大容刻。”
陈微明、蔡子玉还有陈苍虬、陈病树老先生都是传统的中国学者，章行老是研究西学的，研究逻辑法律的，但他对中国东西研究得也很深，我受他们的影响很大。
我现在的收藏研究内容，有中国的、也有外国的，研究方法有中国传统的、也有西方现代的，可能跟老先生们的影响有关系吧。
我在澳洲学习工作了十年以后，回到台湾工作。
大概在三十二岁那年，在我工作的附近有一家做四川菜的小饭馆，我每天中午都到那里要一份客饭，一菜一汤、一碗米饭。
有一天中午吃完饭后，我就走到了餐馆上面的一个小古董店，看到一枚五铢钱，店主叫唐书新，我问他:
“这枚五铢钱是东汉的还是西汉的？”
他说：
“我分不出，你慢慢研究就知道了。”
于是，我就买了一枚回去。从此开始，我就与古钱币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“钱缘”。
我曾经将我新买的房子抵押了二十万块钱，为的是买两枚“半两”钱，由此在钱币界里得了一个“神经病”的称呼，这在台湾乃至后来大陆收藏界都是耳熟能详的事。
当年，我还是钱币收藏圈子里的新手，在钱币大家孙家骥先生的引介下，认识了当时台湾著名的收藏家李东园先生（下文称为东老）。
我先是从东老那买到十五枚五铢钱，后来对东老收藏的半两钱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，就试探地说：
“我要两枚大的半两，你开个价吧，看我有没有这个能力。”
李东园说:
“你既然是研究用的，我也不能多要，二十万吧。”
我当时很是吃惊地问道:
“东老，我是您的小辈，您怎么好意思开这样的天价？”
因为，前不久我刚刚用了三十万块钱买了一栋房子，手里根本没有闲钱，这两枚“半两”可是大半个房子的钱啊！
回到台北，我想了一夜，还是太喜欢那两枚大半两，最后还是下定决心，把房子抵押出去，一定要买到那两枚心仪的半两钱。
我去找到李东园，他不客气地说:
“你怎么又来了，我不想卖了。”
我说:
“东老，您是不是在给我开玩笑，我把房子都押出去了。”
李东园看到我急得直跺脚，认识到敢把自己房子抵押出去买“半两”的年轻人，看来是真的喜欢收藏，他就说：
“我是和你开个玩笑。”
最后，李东园只按一万五千元一枚的价格收了我的钱，当时的我真是欣喜若狂，捧着这两枚半两就回家了。
说来也真很奇怪，几十年来，我看的半两不下五、六万枚，但是没有找到和它接近的，而且这两枚钱的品相特别。
我现在想想，赎房子还钱的时候，虽然辛苦，但还是很值得的。台湾钱币收藏圈子里的人很快就都知道了这个事情。
我记得在抵押房子买了李东园半两的第二天，我把几个朋友叫来，给他们看这两枚半两钱，有一个人就对我说：
“你真是神经病啊？我给你找一串去。”
这个人是在台北的“中央信托局”工作，叫严启文。我这样做，他们都没想到。
因为当时李东园的那两枚钱，要价是十几万。我那个时候还年轻，胡公鲁、蔡养吾，还有孙家骥，这些人都是收藏钱的老一辈，当时在台湾都很有名，他们当时也很年轻，大家在一起吃饭，讲得大家笑死了，现在这些人都过去了。
那个时候，大陆正是“文革”的时候，台湾收钱跟现在收钱不一样，讲钱本身的事情，不大讲价钱，价钱只是个数字，而钱币收藏本身的故事更有意思。
比方讲，谁谁在拍卖场花了十几万买了一枚钱，连买家的名字都记不住，可能也有人说那真是神经病呢！但是，我这个“神经病”的故事，听一遍就记住了。
李东园是来自大陆天津的收藏家，“他认为你们是台湾本地的！”言外之意，是台湾能有什么好的收藏呢！
他觉得自己的地位比我们高，爱倚老卖老，他讲“我收钱的时候，你们在哪里？”
这个的确是，像李东园这些人，因为三四十年代的时候，天津的很多东西是从宫里出来的，天津的古玩市场很有名。
所以，在台湾，李东园收藏的钱币是最好的，但他傲慢的态度得罪了所有台湾年轻一辈的收藏家。
他的半两也只不过是这两个，五铢全部给我拿下来了，我拿五铢是拿西汉的郡国五铢。
我六十岁时，朋友们给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手卷。手卷一共有一百枚我亲手拓的半两钱，有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馆长、汪庆正副馆长的题词，还有其他人的题词，有些专家不一定搞半两五铢研究的，但都是钱币收藏家，现在很多人都不在了。
这一百个钱还收藏在我这里没有流散出，有人想要我的手卷和这一百个钱，我是不会给的，这一百个钱里面，许多是有特别意义的钱，里面就有李东园的那两个半两钱。
后来，我有一次回到台湾，又见到老朋友严启文，他还是指着我的鼻子笑骂，你真是神经病！把房子押出去，买那枚钱，笑死人了。
这也是年轻人收藏的一个特点，就是真喜欢的话，不惜卖房子，也要买到自己中意的东西。
我就是靠这股神经病的执着劲儿研究半两五铢，同样研究丝路钱币也是一样，没有这股劲就不行。
我收藏的丝路上的古国钱币，涉及多种语言，英语、法语、古波斯文、佉卢文、梵文。
佉卢文只有钱币、佛经和石刻上面有，梵文多数在古代印度钱币上出现，还有萨珊钱币上的文字是古代的波斯文。
我的一个法国朋友佛朗索瓦·蒂埃里，他是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副馆长，专门研究东方和中国钱币的专家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谈到他开始涉及半两钱，我就给他指出存在的问题。
他回去继续研究，一年后我们再见面，他不仅能区分出战国半两和西汉半两，还能看出真假来，我觉得他能成功，也有这样的执着劲，所以，我们才能够成为好朋友，在学术上一直有来往。